晚婚晚育是否利于人口增长

晚婚晚育是否利于人口增长？适当的晚育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个人和后代都有好处。但更多的是很多人因为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，又或者因为生活水平的问题，导致了晚婚和晚育，所以下面我们来介绍晚婚晚育的好处。

晚婚晚育是否利于人口增长1

晚育是指从有利于优生优育的条件出发，根据情况，适当推迟妇女婚后的初育年龄和生育二胎的间隔时间。是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晚育不仅有利于优生，而且可以延长人口代际更替周期，有利于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。人口总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。一是妇女的总和生育率;二是人口代际更替周期。一般来讲，现代人的寿命周期远远高于代际更替周期的时间。

晚婚晚育有利于优生优育优教。从生理上讲，我国青年一般要到23至25岁才完全成熟。在这个年龄之前，青年男女虽然具备了结婚、生育的生理条件，但全身器官组织仍处在发育阶段，骨骼、身体还在增长，大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未达到较高水平。

此时生育不仅不利于优生，也不利于年轻夫妇的自身健康。所以，未实现晚婚的.夫妇一定要把住晚育关，切不可早育或盲目生育。即使达到晚婚年龄的夫妇，也不必一结婚就匆忙生孩子。因为新婚家庭的生活有一个调整、适应和建设过程。

从优生的角度讲，要想生育健康聪明的孩子，必须选择最佳怀孕生育时机。据统计，妇女24—29岁顺产率最高，出生的健康婴儿数也最多。

适当的晚育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个人和后代都有好处。有些青年夫妇自己孩子气未脱，既无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又无充实的经济基础，就要担负起抚育子女的责任，当然是困难的，对后代的发育成长非常不利。

晚婚晚育有利于学习和工作。

晚婚晚育有利于家庭幸福。

此外，据美国学者研究发现，晚育还可以显著降低卵巢癌的发病率。

享有假期

一、必须享受的假

产假：98天+60天（晚育）+15天（难产）+15天（多胞胎每多生一个婴儿）

产前检查：女职工妊娠期间在医疗保健机构约定的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（包括妊娠十二周内的初查），应算作劳动时间。（有些企业将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的时间计为病假、缺勤等，侵害女职工的合法权益）

产前假：怀孕七个月以上，每天工间休息一小时，不得安排夜班劳动。

授乳时间：婴儿一周岁内每天两次授乳时间，每次30分钟，也可合并使用。

二、产前假：怀孕7个月以上，如工作许可，经本人申请，单位批准，可请产前假两个半月。

哺乳假：女职工生育后，若有困难且工作许可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单位批准，可请哺乳假六个半月。

保胎假：医生开证明，按病假待遇。

晚婚晚育是否利于人口增长2

在人口学界看来，总和生育率2.1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均衡的节点。

近年来，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.3，属国际上公认的“低生育率陷阱”。

中国的“人口危机”近在咫尺，下调法定婚龄，提高生育率，已刻不容缓。

“婚育年龄”逼近30岁

2001年颁布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奖励“晚婚晚育”。

甚至提倡，育龄妇女最好将生育时间安排在30岁前为宜。

事实上，我国初婚年龄正在逼近30岁关口。

据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-2020》显示：

早在2010年时，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.89岁。

而到2020年，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了28.67岁。

实际上，这与“法定婚龄”提高密切相关。

1950年，我国颁布的第一部《婚姻法》第四条规定：

“男二十岁，女十八岁，始得结婚”。

当时是为了防止早婚，防止“童婚”。

在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我国人口急遽膨胀、人口增长远超社会承载能力。

在1980年的第二部《婚姻法》中，男女结婚年龄分别提高了两岁。

即“结婚年龄，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，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”。

当时，提高婚龄只是抑制人口增长的一种手段，却导致了婚育年龄的普遍推迟。

“生育率”持续走低

近年来，随着时代变迁，中国明显出现了老龄化和生育率低下。

晚婚晚育已成常态，甚至出现“不婚不育”的现象。

为此，我国调整生育政策，由“独生子女”到放开“三孩”。

而现行的“法定婚龄”，是计划生育时期“晚婚晚育”的产物。

对我国人口结构的破坏性作用，已显而易见。

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：

近两年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.64个。

低于2017年的1.76个，也低于2019年的1.73个。

当前，作为生育主力军的“90后”、“00后”，仅为1.54个和1.48个。

今天的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们，大都生活、工作在竞争激烈的大小的城市里。

随着年龄的`增大，她们面临的就业及工作压力就越大。

从而，导致她们晚婚晚育现象十分普遍。

晚婚晚育越多，不婚不育的可能性越大，将使生育率持续走低。

而下调法定婚龄，就会使婚育率大增，进而使生育水平获得释放。

现实中，各地也有许多结婚礼不登记、篡改年龄登记、未婚同居等现象。

下调法定婚龄，将使这些现象合法化。

“下调婚龄”刻不容缓

多年来，曾有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法学界不断建议“下调法定婚龄”。

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下调“法定婚龄”一度成为舆论焦点。

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，首次建议“将法定婚龄降至男女均为18周岁”。

一时间，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热议。

5年后的2017年，黄细花再度提出这项备受舆论关注的“建议”。

随后的2019年，“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”作为立法议题征求意见。

在网络上，该议题再次冲上“热搜”。

然而，次年颁布的《民法典》，并未对此做出反应。

近日，有媒体再次抛出将此话题。

有全国政协委员再次建议，修改《民法典》为“结婚年龄，不得早于18周岁”。

他们认为，从比较法来看，国际上只有我国要求男女结婚均须满20周岁。

一般国家的法定婚龄在男满18岁、女满16岁的水平。

为应对近在咫尺的“人口危机”，下调法定婚龄，提高生育率，已刻不容缓。

晚婚晚育是否利于人口增长3

一方面，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对提高生育率影响不大，想生能生的早就生了，不敢生的还是不敢生。另一方面，即便有点影响，也是负面影响，降低了人口质量。

目前我国的生育率有几个特点:

1.农村人口生育率比城市人口高；

2.低学历人口生育率比高学历人口生育率高；

3.随着经济发展，人口出生率总体的.趋势是降低。

以上这几点原因就不展开了。

我国目前的生育政策不仅包括“晚婚晚育”、还有“优生优育”，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，也要提高人口质量。即便现在调整人口政策，鼓励生育，也不能牺牲质量，反面教材就是隔壁印度。

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来刺激生育率增长，只会增加落后农村地区和低学历人口的生育率，对高学历人口的生育率没什么影响。